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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再为恐惧和不幸而哭

admin 2020-07-14 情感美文 评论

  83岁的博洛尼亚·布兰德曼衣着整洁,唇上涂着鲜艳的口红,看起来与许多纽约老太太没什么不同。而她掀起衣袖,可以看到左臂衰老的皮肤上有一个特殊的黑色“文身”:“52643”,下面一个倒三角形。
  
  这串数字是她当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编号,倒三角是当时对犹太人的标记。
  
  1945年1月27日,苏联红军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,解救了7650名幸存者。博洛尼亚·布兰德曼就是其中一个。
  
  时间的流逝已经带走了当年幸存者中的大部分人。70年后的这一天,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,分布在世界各地的300多名幸存者应邀参加。馆长说,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次有众多幸存者出席的纪念活动。
  
  还健在的这些幸存者在奥斯维辛时都还是青少年,如今最小的也80多岁了。离开奥斯维辛之后的这些年,他们经历了什么?
  
  不会为悲伤而哭的人
  
  “出来之后,我用了25年才会笑。出来50年后,我才能谈论奥斯维辛,之前喉咙一直像是有什么东西堵着。很长时间里我一直遮掩着胳膊上的编号。到现在我还是不会哭,至少不会为悲伤而哭。我能出于感动而哭,比如看见一个小孩在舞台上表演。但不会为恐惧和不幸事件而哭。”博洛尼亚·布兰德曼说。
  
  12岁那年她被关进了奥斯维辛。在那里一年的经历,尤其是其中几个场景,如今还在她脑中不断闪回。
  
  她和姐姐进了劳动营。看守们剃光了她们的头发,在胳膊上刺上编号。几天后她们跟其他人一起开始修路,每天晚上还要把当天死去的人的尸体搬运回营地。
  
  后来姐姐得了伤寒,博洛尼亚一直在专门收容病人的营地照顾她。几天后一位也有犹太血统的护士告诉博洛尼亚:所有得了病的犹太人都要被送进毒气室。
  
  “我该怎样去见姐姐,对她说什么?这直到现在还折磨着我。护士让我赶紧离开病人营地。我就那么走了,甚至没去向姐姐告别。姐姐当时那么虚弱,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”70年里,她一直受那段经历的折磨。
  
  1945年走出奥斯维辛后,博洛尼亚与其他许多幸存者一样移民到了美国,几十年来一直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犹太人聚居区,这里的犹太人数量是除了以色列以外全世界最多的,戴黑帽的男人和戴头巾或假发的女人随处可见。在这里,每天擦肩而过的老人中,有些与她有类似的经历,弗雷德里·特尔纳就是其中一位。
  
  再没追求过金钱和名望
  
  91岁的弗雷德里·特尔纳坐在布鲁克林家中,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。
  
  “斯黛拉是我在布拉格的时候认识的,她和我一样也进过集中营。她从来没有摆脱过去,非常消极。最后她沉浸在幻想中时甚至试图把我杀掉。我们只能离婚了。”他说。她在70年代就去世了。
  
  如今,弗雷德里·特尔纳家厨房、卧室和起居室都挂着他的画。还在集中营的时候他就想成为画家。他的画都是表现纳粹大屠杀的,其中火是最常出现的主题。
  
  他画的所有东西都跟奥斯维辛有关,有时很明显,有时不那么突出。他的回忆和感情都在这些画里。“我对奥斯维辛最强烈的回忆是火葬处冒烟的烟囱。那不仅是回忆,更是噩梦。就像黑色的雨一样。这种烟第一次向我扑来时,我就知道了。骨灰雨。”
  
  他曾试图不再用集中营主题来作画,但每次都失败了。“集中营在我之中。”他说。
  
  他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布拉格家庭,“生活跟卡夫卡家很像,说德语和捷克语,读很多书”。一家人不富裕,但过得还不错,直到因为犹太人身份被送进集中营。
  
  弗雷德里在三个集中营待过后,在1944年12月29日被转移到奥斯维辛。1945年获得“解放”后,他被送回布拉格,回到了自己原来的家门前。“一个戴着共产主义者标志的男人开了门。我自我介绍,说自己被纳粹赶走之前住在这里。他立刻暴怒,大吼说我应该马上走开。”
  
  “(当时)布拉格已经没有什么美丽的东西了。”他回忆,不久他就去了巴黎,两年后来到纽约。
  
  在纽约,他并不算是知名画家。有时他也说自己应该为获得名誉花多一点时间,不过这实在不能引起他的兴趣。
  
  走出奥斯维辛后,他从来没有追求过金钱和名望。他觉得自己的任务就是“理性地活着”。“生活的质量更重要,理性、有人性地活着。专注于食物、衣服和居住环境。这差不多就是我想要的所有了。”
  
  创伤一直都在
  
  博洛尼亚和弗雷德里从奥斯维辛得到“解放”,都是在1945年1月27日。
  
  在那之前不久,随着苏联军队的推进,党卫军停止使用毒气,强迫囚犯们步行撤往西边的其他集中营。现年80岁的弗里达·特伦鲍姆还记得,那天她和母亲走到门口的时候,被一个党卫军的人拦住了,那人吼道:“你们有大车来接!”于是她们留下了。
  
  到1月27日,营地一片骚动。她听见有人说“俄国人来了”,然后看见裹在长大衣里的很多人来到这里,当时地上有厚厚的积雪。这是苏联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第60军的队伍,奥斯维辛的解放者。
  
  随后波兰红十字会来了,给这些被解放的囚犯们分发了维生素片。“我还记得,是橙色的,三角形,有一层光滑的涂层,可能是糖做的。”2015年的一天,弗里达在美国剑桥市回忆。
  
  在巴黎,89岁的拉斐尔·埃斯拉伊也还记得当年“解放”后最先得到的东西。1944年1月,他作为法国抵抗军成员在里昂被捕,随后被送进一个集中营,最后到了奥斯维辛。
  
  1945年1月18日,他被迫加入向西的队伍。出发前,一位朋友和抵抗军同志为他偷来了一双鞋,他们当时认为肯定会走很远的路。“那是个特别寒冷的夜晚,可见度很好。路边有死去的女人,无数的死去的女人。还有男人和马。”
  
  在路上他们遇到美国军队,于是重获自由。“一个美国士兵给我一支烟。我差点要饿死了,他却给我一支烟。”他有些愤怒。
  
  如今,刺在手臂上的编号早已被他烧得看不见了,那些回忆却一直没能消除掉。
  
  回到法国很多年后,拉斐尔仍然一再梦到被囚禁。他和妻子是当年在集中营认识的,他俩从来不对女儿讲那段经历,这让女儿很难过,她总说“你们什么都不说,但死亡在到处深呼吸”。女儿现在64岁。“我们尽量不对她提到那些,为了保护她。”
  
  对离开波兰故乡多年的弗里达·特伦鲍姆来说,创伤也一直还在。这几十年在美国,她得到了考古学博士学位,婚姻以离异告终,遭受过抑郁症的折磨,接受过心理创伤治疗师的培训。直到现在,她对反犹言行还表现出极大愤怒。
  
  移民和信仰
  
  玛尔塔·威瑟也还记得在奥斯维辛的最后几天。那年她和弗里达一样也是10岁,只知道好几天几乎没有吃的,然后来了许多帽檐上有红星的士兵。“那些俄罗斯人对我们很和善,其中一位给了我一瓶伏特加,他们没有太多东西可给。”
  
  2015年1月的一天,她在耶路撒冷家中翻着老照片。进奥斯维辛之前,她是一个穿着小裙子、戴着帽子的金发小女孩,和家人一起住在斯洛伐克首都一栋漂亮的房子里。另一张照片上,她消瘦憔悴,穿着过大的条纹囚服。战争结束后她多次重访奥斯维辛,复制了这张档案照片,上面写着她的名字,还有“10岁,犹太人”。
  
  已移民以色列多年的她谈到了信仰:“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活下来,我想可能是因为上帝。人们问我,怎样在经历过那些之后仍然相信上帝,我说‘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’。……我为世界上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震撼,超越这场屠杀。”
  
  走出奥斯维辛之后,出生在德国的以斯帖·贝加兰诺也曾试图移民。在“二战”结束后那几年,大量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涌向了巴勒斯坦地区。
  
  以斯帖在1945年9月到了巴勒斯坦,但是第一天就大吃一惊:她和其他犹太人再次被铁丝网围在一个营地里。这次围起他们的是在那里委任统治的英国人。不久她进了一家工厂工作,“生活很不好”。
  
  “很多恐怖分子试图袭击犹太工人,他们还袭击过英国官员,想把英国人赶出那片土地。我一再对那些人说,用暴力是不可能得到想要的东西的,只会让事情更坏,英国人肯定不会喜欢那样。那些人听了都非常愤怒,对我说‘希特勒怎么忘了把你毒死’。”
  
  以斯帖很快回到了德国。前些天,她刚在汉堡过了90岁生日,家里装饰着很多束花,看起来简直像个花店。卧室墙上挂着许多年代悠久的物件:她多年前与一个左翼打击乐团一起登台演出的宣传画、罗莎·卢森堡画像,还有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艺术”挂历。
  
  “我只为我出来了而欢呼”
  
  90岁的爵士吉他手可可·舒曼看起来是个快乐的老头。与其他幸存者一样,关于在奥斯维辛的经历,他并不是第一次对媒体或公众讲。不过他从来不喜欢大家听完后鼓掌。“我是个挺有名的音乐人,我希望人们只为我的演奏鼓掌,而不是因为我曾经在集中营里。”
  
  关于那段经历,他现在也只喜欢讲与音乐有关的部分。
  
  可可的母亲是犹太人,父亲在婚礼之后立刻加入了犹太教。他从小在柏林上犹太学校,经常和一些朋友到酒吧之类的地方演奏,一度在年轻人圈子里小有名气。
  
  进入奥斯维辛后,他被分到劳动营,一个看守主动搭话表示自己曾是他的粉丝,让他每晚都为他们表演,因为“这里所有的吉普赛音乐人都被送到毒气室了”。他多少为此得到了好一点的待遇。
  
  1945年1月他被迁到其他集中营,后来险些被党卫军“处理”,美国军队的到来救了他。他从美国人那里拿到了坐火车去柏林的批文,发现父母也都活下来了。
  
  与父母会面后,他立刻去了旧时常去的酒吧,“还没进去就能听到音乐声”,“美国人到处都是”。他走进去,看见旧日伙伴们在那里演奏,所有人都十分惊喜:“天啊!可可,你还活着?”
  
  他说自己是个思维积极的人。“很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人一直没有真正走出来过,尽管他们在外面已经很久了。我也不为自己曾在那里面而抱怨,只为我出来了而欢呼。”
  
  91岁的厄纳·德·弗里斯如今回忆起奥斯维辛时心情也还不太差。
  
  她当年进那里的原因非常特殊:父亲早逝,当身为犹太人的母亲被逮捕后,她反复恳求盖世太保希望能和母亲在一起。不过当时她没想到要去的是传说中可怕的奥斯维辛。
  
  到那里之后,作为“雅利安人的混血儿”,她被转送到外面的军工厂工作。离开前,她与母亲有一场充满温情的告别。母亲后来在那里失去了生命。
  
  “我当时是自愿进奥斯维辛的,我从来没有后悔过,从来没有!如果我当时让母亲一个人去了,恐怕就再也不会感到快乐了。”她回忆。如今她住在德国下萨克森州埃姆斯兰县一栋明亮的房子里,有3个儿女,孙辈有6人。
  
  不过一些生活细节经常让她想起奥斯维辛。“比如看到有人扔掉一片面包,我就受不了了。”她说。
  
  再也没有梦到奥斯维辛
  
  走出奥斯维辛后大约十年时间,卡兹米尔茨·阿尔宾经常在梦中回到那里,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囚徒。
  
  他属于最早被关进奥斯维辛的那批人。那是1940年,他17岁,是一个因祖国被德国占领而愤懑的波兰青年。听说法国组织起了反抗纳粹的军队,他和哥哥决定前往投奔。
  
  两人到斯洛伐克时就因偷越国界被逮捕了,还被发现了加入法国抵抗组织的计划。1940年6月14日,兄弟俩和其他726人被塞进一列火车运往奥斯维辛,这辆车装满了年轻的波兰人,都是在去法国的路上被抓住的。
  
  “我分到的编号是118。很多人这些年喜欢展示胳膊上的编号,我不喜欢这样。”多年后,卡兹米尔茨在华沙家中回忆。
  
  在奥斯维辛,每天会分到一点小面包,有时还会被人偷走。曾有偷面包的人被大家抓住痛打,人太多,他根本挤不进去。那几年他在党卫军的厨房工作,一直谨慎地偷食物。
  
  三年后,他经过惊险的历程成功逃了出去,几周后坐火车回到了家乡,加入了家乡的反抗军,后来当了少尉。但是直到奥斯维辛解散后好几年,那三年的生活状态仍然不时在他梦里出现。
  
  50年代中期,卡兹米尔茨·阿尔宾和一个幸存者群体一起重访了奥斯维辛。当时那一带还没有旅店,所以他们晚上就睡在当年睡过的三层床上。“我睡在最上面一层,跟以前的习惯一样。我不想睡在谁下面,因为上铺的人腹泻时,那些东西会流下来。”
  
  那晚半睡半醒之间,他似乎看到了铁丝网,还有灯光。他终于确信再次回到了旧日的奥斯维辛。他大汗淋漓地醒过来。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梦到过奥斯维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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